“1959年12月25日上午十点整乐牛配资，我可不是来给你剪彩的。”李先念刚踏出老河口机场，冲着迎上前的张体学开了句玩笑。
站在隆冬的寒风里，李先念并未先去招待所，而是拎着公文包直接奔丹江口工地。此时的汉江水面，被临时围堰截成两段，水汽翻滚，像一条被折断的青龙。身旁鞭炮声、冲锋号和夯土声交织，空气里弥漫着炸药与潮湿泥土的味道。
张体学没急着汇报工程进度，先领李先念在工地四处转。沿着简易栈桥，两个人边走边看：从混凝土拌合站到发电机房雏形，再到民工宿舍——几乎每一步都踩着碎石。李先念不时弯腰抓起一把石渣，手背被硌出白痕，他摇了摇头：“材料够硬，施工够狠。”
说到“狠”，张体学确实拼。自1956年调任湖北省长，他跑遍汉江、长江沿岸大小河段，车胎废了七套，鞋底磨穿十几双。1954年那场特大洪水让湖北1313万亩良田成汪洋，京广线中断百日，仓库里的救灾粮下锅前都带着泥沙味。张体学说，那一年他真正懂得水患的残酷。
1958年中央拍板兴建丹江口枢纽后，湖北几乎把省内最好的技术力量全塞进这条峡谷。十万民工、两万干部、两百多名水利专家昼夜鏖战，最多时每十五分钟就有一车石料进场。为了节约炸药，张体学亲自带人改进“预裂+松动”双重爆破法，硬是把耗材降低了近三成。
然而工程并非一路顺风。1959年春，水泥短缺到什么程度？工地只能用砖粉掺配“土办法”混凝土；民工的津贴数月拖欠，现场食堂只剩红薯干。有人劝张体学“缓一缓”乐牛配资，他却回一句：“汉江的水不等人。”
李先念这趟来，一是看截流能否如期合拢，二是摸摸省里真扛得住吗。下午在简易会议棚里，张体学摊开账本：工资、炸药、钢筋、粮票一笔笔列得明明白白。李先念听完不吭声，抽了半支“中华”，忽然拍桌：“好，小账算得清，大账更得算清。治水是长远买卖，不许半途而废。”
夜里温度降到零下八度，几盏汽灯把围堰照得惨白。张体学陪李先念巡堤，一路踢着碎冰。走到拢口处，张体学脱口就是那句“副总理，都是您的功劳”。话音刚落，李先念把军大衣往上一提：“怎么又扯到我头上？工程是你带人干的，别推功劳。”嗓门虽高，语气却带笑。
第二天清晨，拦河合拢正式开始。八门炮一次点火，炸响后的汉江水柱冲向天空，民工提着石笼、抬着砂袋冲向堤口。三个多小时后，最后一块巨石稳稳落定，江水被迫改道。李先念站在刚冒出水面的石垛上，回头看张体学：“省长也好，库长也罢，你都干到位了。”
截流成功，湖北暂时勒住了汉江的咽喉，但麻烦并未结束。1960年全国经济吃紧，丹江口工地发不出薪金，民工大量流失。张体学两次深夜敲开水利部办公楼，只提一个请求：“钱可以少给，工程不能停。”1961年“大坝左岸坝段错缝”事故发生，他连夜组织专家堵漏，又亲自北上向国务院递交加固方案，总算保住了主体结构。
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排期节点，中央必须决定哪些项目留、哪些停。张体学硬是凭一张四千多字、没有形容词的报告赢得继续建设指标。周恩来批示：丹江口“利多于弊，留”。邓小平的眉批只有三个字：“意见同意”。
枢纽完工后，丹江口成了华中最大的蓄水池，不仅防洪，还带来48万千瓦发电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为后来的葛洲坝、乃至三峡提供了第一手水文与施工数据。没有人比张体学更急切地想向长江三峡挺进，然而国家形势复杂，三峡暂缓，他便提出“先上葛洲坝，练兵、蓄能”。国务院很快点头。
1970年，葛洲坝开工。张体学挂名指挥部长，却被查出肺癌。周总理建议他进京治疗，他却要求先回湖北“收收脚板印”。临别茶叙时，他对同事轻声说：“我喝不着下一年的春尖，但你们得让老百姓喝上。”
1973年9月3日，北京医院的心电监护仪划出最后一道直线，58岁的张体学走了。第二年，葛洲坝实现初期蓄水；二十多年后，三峡大坝截流，汉江与长江的水脉写入新的篇章。工地老职工回忆那年冬天说：“江风很冷，可心里热。省长没白费劲。”
说到底，李先念一句“怎么扯到我的头上”，并非谦辞，而是提醒：水利工程从来不是个人秀，而是制度与众志的合奏。丹江口大坝矗立至今，防洪铭牌上列着建设者名单，张体学的名字排在第一行，李先念没有单列——历史给出的答案，就在那面混凝土墙体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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